依然饱含着真诚的痛苦。
然而顾父顾母并非天性冷酷之人。他们倾尽家财为长子求医,也从未在物质上亏待小儿子。问题在于,他们将两个儿子都工具化了。原身是需要被照顾的“残缺品”,顾宏则是专门生产的“修补工具”。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他们无法理解小儿子的精神需求。另一方面,社会支持系统的全面缺失形成了这个家庭的第二重压迫。在顾宏的成长过程中,外部环境不断强化着家庭的错误认知。学校老师表扬他“懂事”。亲戚称赞他“孝顺”。邻居议论“顾家幸亏有个争气的小儿子”。就连顾母突发脑溢血住院,病床边,亲戚们都轮番上阵:“你妈这是操心你哥急出来的病。”、“你要是出国?你哥发病时谁送医院?”。这些评价构成了一张无形的网,将顾宏牢牢固定在“照顾者”的角色定位上。当他试图挣脱时,“自私”“忘本”等道德指责便接踵而至,共同编织成密不透风的牢笼。更残酷的是,这些舆论压力往往只针对顾宏这样的“健全者”,而对真正的残障者原身,人们反而报以宽容的沉默。这种选择性施压暴露出社会集体无意识中的功利算计。社会福利制度的缺位同样致命。在一些发达国家,像原身这样的残障人士可以依靠政府提供的托养服务和补助金生活,但在顾家所处的环境中,残障津贴尚不足以支付基本药物,社区帮扶停留在节日慰问的层面。